服务员仍然满脸不信地看着我，我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钱，压在碟子底下，只露出一个小角，然后一脸真诚地望着她。五百块钱买单绰绰有余了，服务员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低声说：“好吧，你跟我来。”

为了让监视我的这对男女放松警惕，我将随身携带的旅行包放在椅子上，摆出尿急上厕所的样子，跟着服务员离开座位，穿过后堂的走廊，来到一扇门口，服务员掏出钥匙打开门锁，拉开门指了指门外的胡同说：“你从这里走出去，再拐过一条胡同就是大马路了。”

我道了声谢，准备离开时，服务员突然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是被国际刑警追踪的国际间谍，还是被通缉的逃犯？”

首都人民的觉悟到底不一样，连一个服务员的警惕性都这么高，不过搞得这么神秘还真有点像躲避追捕的逃犯。我回头看着眼前这个重庆女孩子笑了笑说：“小妹，你看我长得像坏蛋吗？”

“那可不好说，”服务员眯着眼睛说：“坏蛋额头上又没刻字，谁知道呢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说得有道理，不过坏蛋不会给你这么多小费，桌上那五百块钱足够在你们这敞开吃两顿了吧？”

经过我这么一提醒，服务员猛然想起餐桌上还压着五百块钱人民币，连忙摆摆手说：“你快走吧，我还得去收拾餐桌，动作慢了老板不高兴。”

我迅速蹿出火锅店，服务员关上后门，急忙赶回去收钱去了。我走出胡同，在路边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西站赶去。

半个小时后我到了北京西站，上了天桥四处张望，却没有看到余昔的影子。难道她也被人盯梢了，这会还在路上兜圈子？

我掏出手机拨打余昔的电话，余昔的手机想了很久，却没有人接听。奇怪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她在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？

我正愣神的时候，背后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，我扭过头，看到一个戴着口罩和鸭舌帽的年轻男子站在我身后，他低声说：“我是余主任派来来接你的，你随我来。”